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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炜:天涯听晚笛

2018-06-04 来源:网络分享

苏炜:天涯听晚笛



  

□本报记者 钱欢青
  除了在山大的交流和讲座,这一趟回国,苏炜还要去苏州参加其小说《迷谷》英文版的读者见面会。这本差不多写于二十年前的小说终得在美国出版,令苏炜颇感欣慰。“不是因为我觉得小说有多好,而是能让美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”。
  多年在耶鲁教中文,苏炜深觉在学生眼里,自己就代表着中国,所以要把最美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,“也要以国际的眼光来反思我们的问题”。
为傅高义担任研究助理
  苏炜,旅美作家、批评家,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,曾任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。5月28日下午,他在山大文学生活馆主讲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历程》。此前一天,他还与师生分享了耶鲁大学的很多故事。
  1983年到1985年,苏炜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担任助理研究员,“是给傅高义先生当研究助理,他要写有关广东的区域研究著作,我作为助手陪同他到广东做田野调查。傅高义是费正清之后第一届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,他写《邓小平时代》,,后来在国内也出版了,除了少数地方,删减得很少,也许因为和傅高义写作此书时‘站在中国看中国’的善意视角有关。傅高义曾说,在美国只有少数一两个汉学家可以站在中国内部看中国。《邓小平时代》正是用了这样的视角,就是对中国历史带着一种‘同情的理解’。”
  这种视角的转变当然难能可贵。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,走过了从“敦煌学”,到“汉学”再到“中国学”的历程。最早法国希伯和等人依据众多资料搞“敦煌学研究”,被陈寅恪喟叹是“我们的伤心史”,发展到后来的“汉学”,一般特指欧洲早期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名物训诂、考据翻译的古中国研究。而以近现代中国史为基础,以现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“中国学”,则始于费正清。有意思的是,“中国学”还和CIA(中央情报局)和军方有关,“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在CIA资助下,《中国季刊》在英国创刊,这是西方从‘汉学’向‘中国学’转型的标志性事件。而被视为这一转型的开山之作——费正清的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:条约港口的开放》,被视为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——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都是在CIA或者美国国防部的奖学金资助下完成的。”
  在苏炜眼里,西方对中国的研究,可谓从“深井”到“大海”,从一个个小角度的深入研究,最终汇成汪洋大海。这种努力值得学习,“很多人会说西方人研究中国毕竟是西方人的角度,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种偏见扔了。你去看宇文所安研究的杜甫,看史景迁、孔飞力、魏斐德等人的著作,他们的研究真的已经非常细致和深入,就是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非常深入,他们对鲁迅的研究细致到令人惊讶的程度。所以我们只有打开心胸,才能让自己更丰富、更丰满。”听“民国才女”张充和讲故事
  2013年,苏炜的《天涯晚笛:听张充和讲故事》入选了多个网站的“年度好书榜”。在张充和的故事中,不仅能看到这位“民国最后才女”的生活点滴,更记录了百年间她对传统审美价值的坚守。而这本书的由来,也颇有意思。
  1949年,张充和随丈夫傅汉思来到美国,傅汉思曾在耶鲁大学东亚系任职26年,是位著名汉学家。同为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的苏炜与两人相识多年。从2007年到2011年这三四年间,苏炜作为“并不年轻的晚辈后生”,时时傍在张充和老人身边听故事,学诗习字,听曲品茗,受教受诲,“每每沉浸在绵长幽深、瑰丽淡雅的历史峡谷和世纪云烟之间而忘却时光流逝,忘却辈分差距,好一似正与长辈先贤一起把臂晤谈、低吟浅唱,一起为先生娓娓言来的故旧人事喜怒、惊叹、惋惜、神往……那真是我数十年风波颠扑的人生中,一段最怡静润泽而又收益丰厚的时光。”这一段被苏炜视作命运赐予自己的“奇缘”和“福报”,最后成就了《天涯晚笛》这本书。在听张充和讲故事的过程中,苏炜足足记了两大本子笔记,“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纸张”,最后,张充和亲自进行了审阅,修补了许多误录误笔。在接受采访时,苏炜曾如此描述张充和的晚年生活,“昆曲她有兴致就唱,写字是每天都写。她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人了,我算是她最后的入室弟子,我带我的学生跟她学了两三年的字,每星期都到她家里写字,她一写字就神采焕发。后来她因病住院,我想取消,但是她不愿意,她说写字就是最好的休息。一直到98岁,她都是每天写字的。张充和身上的优雅和风范我真的希望在年轻一代身上传下去。”
“教书比天大”
  苏炜已经在耶鲁当了近二十年中文老师,而事实上,早在1982年,他就是和王安忆、贾平凹等同期发表小说的知青作家,1982年就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。小说《米调》还曾进入“2004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”。至于已在美国出版的《迷谷》,著名作家、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哈金如此评价,“这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。即使对中国读者而言,它都揭开了一个南方内陆地区的世界的面纱,一个由橡胶林,谜团和神秘信仰构成的世界。与此同时,这部小说深深植根于中国现代历史之中,并以其普世性意涵触动共鸣。”
  苏炜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呈现的,正是自己当知青生涯,1968年至1978年,苏炜下乡到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,那时候,“书,对于我,就是汪洋里的孤岛,荒漠里的绿洲。……在眼前无休止的抄家、批斗、检举揭发和划清界限之中,我只知道下乡是一种逃离,而书本,则是我可以藏身的堡垒。在这座‘城堡’里,有《鲁迅全集》,周一良主编的《世界通史》、河上肇的《政治经济学》,梁启超的《饮冰室文集》,还有《老残游记》《古文观止》《中国文学史》与《诗刊》《文学评论》……这些书,成了我自己私设的一座‘学府’。”苏炜此后的人生,正是拜这私设的“学府”所赐,1978年他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,1982年赴美留学,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。1986年回国工作,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,1990年后定居美国。
  教书多年,苏炜心得颇多,继2009年出版《走近耶鲁》后,又于去年推出新书《耶鲁札记》。他觉得耶鲁大学对本科生的“通识教育”非常值得国内高校借鉴,“耶鲁本科生一二年级是不分专业的。只有打好了基础,才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所成就”。而耶鲁“教书比天大”的传统,也让他深为感慨,“2011年美国东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风雪,积雪封门,我接到系主任通知可以取消上课,于是就取消了。第二天大雪停止,我如常回校上课,下午临下班,接到孙康宜教授电话,请我下班时顺带把她捎回家。细问之后我才得知,这位六十多岁的我们东亚系最资深、也是唯一的中国文学讲座教授,为了不耽误学生大雪天正常上课,在听了天气预报后提前到了学校,已经在学校简易招待所住了两晚。下雪当天全校共有五十八门专业课要开,世纪大风雪中,有五十门课如期开讲,而我所任课程,正是那八门停的课之一!原来这是耶鲁教授们坚持多年的应对风雪之道,因为老教授们都知道,耶鲁有三百年来不因天气停课的老传统!”孙婷婷 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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